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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帝
明思宗朱由检（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字德约[2]，明光宗第五子，明熹宗异母弟[3]。是中国明朝的16位及最后一位皇帝，于公元1627年至1644年在位，年号“崇祯”。 朱由检在其兄弟中排行第三。五歲時，其母劉氏獲罪，被時為太子的光宗下令杖殺，年幼的朱由检随即交由庶母西李撫養，數年後改由另一庶母东李撫養至成人，后於天启二年（1622年）被其兄長明熹宗册封為信王。1627年9月，明熹宗駕崩，由于没有子嗣，朱由检受遗命于同月登基，次年改元崇禎[4]。 崇祯帝一生操勞，日以繼夜的批閱奏章，节俭自律，不近女色[5]。崇祯年間的勤奮，与萬曆、天啟相较，朝政有了明显改观。即位之初就大力铲除阉党，曾六度下诏罪己，惜其生性猜忌多疑，畢生獨攬大權，未善與官員放心合作[6]，故无法挽救走向穷途末路的明朝。崇祯时期，国内民變与自然灾害不断，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已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崇祯十七年（1644年），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攻破都城北京，崇祯帝于四面楚歌之中在皇宫北侧的煤山自縊殉國[7]，终年三十五岁（周歲33歲）[8]，其所统治的明王朝也随即灭亡。 崇祯帝死后，南明政权予其庙号「思宗」，后改「毅宗」、「威宗」，南明弘光帝为其上谥号「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后清朝追谥其「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端皇帝」，庙号「怀宗」；后去庙号，改谥为「庄烈愍皇帝」，其被葬于思陵[9]。 人物生平早期经历朱由檢生於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611年2月6日）寅時。他的父親明光宗朱常洛雖早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被立為太子，但光宗父親明神宗其實一心想立三子朱常洵為太子，是因為群臣國本之爭，才勉強保住了朱常洛儲君的寶座，故朱常洛一直得不到明神宗歡心。朱由檢母亲刘氏則是朱常洛的婢女，亦不得朱常洛的歡心。祖父討厭父親，父親討厭母親，所以朱由检幼年并不幸福。五岁时，朱由檢母親劉氏得罪，被父親朱常洛下令杖杀，之後將朱由检交由庶母西李抚养。数年后西李生了女儿，照管不过来，改由另一庶母东李抚养至成人。及至朱由检长大，在天启二年（1622年），被當時已繼位為帝的哥哥明熹宗朱由校封为信王，刘氏追封为贤妃。 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明廷选周氏为信王妃。十一月，朱由檢出居信邸。次年二月初三，与周氏正式完婚。朱由檢因為為人聰敏，目不旁視，不苟言笑，又曾經為了補貼邊境軍需又辭去自己贍田的地租銀兩[10]，故而朱由檢在做信王時便有很好的名聲[11]。朱由檢還是信王時就遭到魏忠賢猜疑，故而時常深居信王府邸不出，稱病不朝[12]。 登上帝位天啟七年（1627年），年僅廿二歲的明熹宗朱由校駕崩，由於朱由校三名兒子皆早夭，朱由檢作为他唯一在世的弟弟繼承皇位。當時朱由檢年僅十六歲，是為崇禎帝[13][14]。最初，魏忠賢曾在熹宗病逝前打算垂簾攝政，但在施鳳來的反對下罷休[15]。後來魏忠賢又一度打算借助提督忠勇營的太監塗文輔發動政變，但被崔呈秀以「恐外有義兵」勸止[16][17]。朱由檢在守喪期間極其謹慎，他聽從了兄嫂張皇后的建議，為避免被人下毒毒害，他入宮前偷偷把丈人周奎家中製作的麥餅藏在衣內，不吃皇宮中提供的任何飲食[18][19][20]。直至朱由檢即位後，閹黨和朝野官員大多知魏忠賢敗像已現，都纷纷開始試探崇禎帝的態度，魏忠賢也惶惶自懼而請辭任職務，崇禎帝雖心厭忠賢而不動聲色，反而選擇繼續韜光養晦[21]，對其請辭溫旨不允[22]。後來陸續有大臣楊維垣彈劾閹黨骨幹成員崔呈秀，崇禎帝得以借機逐步削弱魏忠賢的權力[23][24]。 天啟七年（1627年）十一月，崇祯帝在铲除魏忠贤的羽翼崔呈秀之后，陸續有朝中官員和嘉興貢生錢嘉徵彈劾魏忠賢十大罪，崇祯帝隨後便把魏忠贤贬至凤阳[25]。途至直隶阜城，魏忠贤得知大勢已去，遂与一名太监自缢而亡[26][27]。此后崇禎帝又誅殺客氏，逼崔呈秀自盡，並平反冤獄追恤了許多在天啓年間被太監魏忠賢逼害致死的東林黨官員[28]。与此同时，崇祯帝又召回了先朝大學士韓爌擔任內閣首輔[29]，并提拔了李標、錢龍錫等進入內閣[30][31]，又任用了劉宗周、王洽、曹于汴、何如寵、喬允升等有東林黨背景的官員擔任朝廷主要職位，崇祯帝也起用了袁崇焕掛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宝剑，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託付他收复全辽的重任[32][33][34]。 閹黨成員也在東林內閣主持下開始被搜捕，韓爌和東林內閣本來無意「廣搜樹怨」，因而只提供了四五十人搜捕名單，但崇禎帝認為人數太少而不高興，兩方數來數回，崇禎帝後來下令把逆案罪分六等（贊導、擁戴、頌美、祠頌、諂附等），并把諂附魏忠賢的內侍太監也一并追究，最終「欽定逆案」中名列了二百六十二人[35][36]。閹黨主要成員如崔呈秀、顧秉謙、田爾耕、太監李永貞等後來也被陸續籍沒家產，以助邊餉[37][38][39][40][41][42][43][44]。 面对困局自崇禎元年（1628年）起，中國北方大旱[45]，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汉南续郡志》记，“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陕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離失所。天災以外，天啟末年以來朝廷在魏忠賢亂政下出現了「兵窮、餉窮、民窮、財窮」的困境[46]，不但財政虧空巨大[47][48][49][50]，而且地方也廣泛出現「百姓流亡，盜賊充斥」和民變烽起的情況[51][52][53][54][55]。魏忠賢也造成九邊邊鎮拖欠軍餉情況嚴重，各鎮拖延幾個月以至十數個月軍餉的情況比比皆是[56][57][58][59][60]，導致崇祯皇帝剛即位便要面臨寧遠兵變[61][62]、薊門兵變[63][64]、錦州軍嘩等爛攤子[65][66]。 朱由檢為人節儉[67][68][69]，勤于政务[70][71]，事必躬亲[72]，到後來因“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而遭辅臣批评時，崇禎也會連忙自我檢討，可見是願治之主。為了解決自明熹宗以後「帑藏空虗」和「庫藏如洗」的局面[73]，崇禎帝聽從輔臣劉鴻訓建議[74][75]，任用了畢自嚴擔任戶部尚書[76][77]，推動「核逋賦，督屯田，嚴考成，汰冗卒」等工作，并修改了《賦役全書》和成功增加商稅以增加財源[78]，崇禎初年的財政情況因而稍有好轉。接著又在東林黨人瞿式耜推薦下[79]，起用李邦華為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成功「汰京軍虛冒者四千五十餘人」與老弱千人，原來京營每年開支米一百六十萬石，李邦華節省至一百四十四萬石，成功使得京營「營帑遂裕」、「戎政大釐」[80]。又有鑑此天啟以來「冒額虛耗」的嚴重情況[81][82]，督師袁崇煥為減少軍費支出和保證朝廷財政能長期負擔，對薊、遼、登、萊、天津進行了三次裁兵減餉，定總兵數為十五萬三千一百八十二員，馬八萬一千六百零三匹，每年節省餉銀一百二十餘萬兩[83]。 崇禎帝早對毛文龍溢額請餉多有不滿[84][85]，袁崇煥逐為裁兵減餉而在錢龍錫默許下誅殺毛文龍[86][87]。但不久後，後金便兵分三路從繞道蒙古突破邊關，殺入京畿大肆擄掠人口和財帛錢糧，史稱己巳之變，這不但導致趙率教、滿桂、孫祖壽等明朝名將先後陣亡，更直接蹂躪破壞了北直隸地區的生產和畢自嚴整頓財政的努力[88]。如僅僅在崇禎二年十月末至十二月末，為應對後金入侵，朝廷短短兩個月間就花費了白銀105萬1984兩[89]，後續驅逐後金軍隊更是糜費難算[90]，大大擴大了崇禎年間的財政缺口。京城的百姓和大臣都因突如其來遭受戰禍而埋怨誹謗，指袁崇煥是「縱敵擁兵」，崇禎帝本來就討厭袁崇煥辦事獨斷專行，如今亦在暴怒下被後金的反間計煽動而殺死袁崇煥[91]，這導致了祖大壽等遼東軍在驚恐之下潰散東走[92][93]。後續崇禎帝起用了德高望重的舊輔孫承宗招撫遼東軍[94]，并收復遵、永四城[95]，史稱遵永大捷。此外，東林內閣和有東林背景的高官也由於在己巳之變中應對不力，故而在崇禎三年後陸續倒台[96][97][98][99][100]，此後崇禎年間內閣主要由周延儒、溫體仁、薛國觀等主政，直至滅亡。 與此同時，已有一批官僚較早期便察覺出崇禎帝諸如急功近利、剛愎自用等毛病，例如劉宗周便進諫說「然(崇禎帝)程效過急，不免見小利而慕近功...日所規規於小利者，理財也。民力已竭，司農告匱，而一時所講求者皆聚斂之術，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有司以掊剋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大吏以催科為殿最，而黜陟之法亡，赤子無寧歲矣」。河南推官湯開遠也進諫說「皇上急於求治，諸臣救過不給...皇上或以薦舉不當，疑其黨徇...皇上又以執奏不移，疑其藐抗...今諸臣怵於參罰之嚴，一切加派，帶征餘征，行無民矣。民窮則易與為亂...」[101]。此外，據韓國史料《李朝實錄》記載，儘管崇禎帝在剷除魏忠賢後，其名聲已揚於中外[102]，人人都認為皇帝聖明將可以中興國家，但事實上其手下宮宦、官員仍然貪風難止[103]，而且崇禎帝為人剛愎苛察[104]，故頗為朝鮮君臣所詬病。 内忧外患崇禎元年時，陝西就曾因為朝廷加派稅收而「流賊大起」，分掠鄜州、延安，到明年，諸賊又繼續恣掠關中[105]，固原也出現逃兵劫掠涇陽[106]。崇祯二年五月，為了減少財政開支，崇禎帝在給事中劉懋建議下，不顧韓爌、畢自嚴等人反對大力裁減陝北驛站[107][108]，驛站兵士李自成因而失业，也造成大量驛卒從賊，後來陝西流賊更加蜂起。另外，因為朝廷長期注重遼事而不在乎陝西，故而薩爾滸之戰的潰兵長期不得朝廷招撫而流亡到陝西延綏，這逼使他們後來大部份落草為寇，成為明朝的一大強敵[109]。到崇祯三年（1630年），陝西又出現大饑，陝西巡按馬懋才在《備陳大饑疏》上說百姓爭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剝樹皮吃，樹皮吃完，只能吃觀音土，最後腹脹而死[110]。崇禎四年時，崇禎帝雖派吳甡以十萬兩賑濟災民[111]，但無疑杯水車薪，賊黨解散後又重新聚集起來，所過「荒亂尤甚，縣中之民，半化為盜，因之饑饉，人心洶洶……城十里外皆是賊巢」[112]。 崇禎四年十二月，崇禎帝在考選科道官員後，開始設立考核地方在任官員征稅的制度，地方官員若無法徵收足夠的正稅、加派和金花銀(上供到內庫的銀兩)，就不能參加考選晉升[113]。這使得戶部尚書畢自嚴後來因鄭友玄一案而被下獄[114]，而天下官員也自此變得「考選將及，先核稅糧，不問撫字，專於催科」[115]。湯開遠在崇禎五年時就指出很多能臣如左應選、胡良機、馬思理、吳澧、高倬等，都因為一些小誤小錯就動輒被崇禎帝褫革重罰，使得大量官員灰心不敢任事[116]。 崇祯六年，全陕繼續出現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溫體仁擔任內閣首輔主政後，更是一意媚上[117][118]，嚴苛為政[119][120][121]，使得地方官員只能更加严苟地對百姓橫徵暴斂，以免因為徵輸不及而獲罪[122]。崇祯七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書朝廷：“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輓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旱災又引起蝗災，使得災情更加擴大。河南於崇禎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123]，其飢民多從“闖王”李自成。 崇祯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弃孩，盈河塞路。”[124]。左懋第督催漕運時，便在路途中上書說：“臣自靜海抵臨清，見人民飢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惟聖明垂念。”[125]保定巡撫徐標被召入京時說：“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亦僅餘四壁城隍，物力已盡，蹂躪無餘，蓬蒿滿路，雞犬無音，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這時華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126]，崇禎十四年七月，疫疾從河北地区傳染至北京，崇祯十六年，北京人口死亡近四成[127]。十室九空[128]。 江南在崇祯十三年遭大水，十四年有旱災與蝗災并發，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流賊興起，遊民更是加入陣營，各地民变不断爆发。 崇祯帝先用楊鶴，撫恤變民；後用洪承疇，再用曹文詔，再用陳奇瑜，復用洪承疇，再用盧象昇，再用楊嗣昌，再用熊文燦，又用楊嗣昌，十三年中頻繁更換討伐流賊的將領。這其中除熊文燦外，其他都表現出了出色的才幹。然皆功虧一簣。流賊闖王李自成數次大難不死，後往河南聚眾發展。 此时北方滿人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明廷苦於两线作战，每年的军费「三餉」开支高达两千万两以上，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饷的情況普遍，常导致明军内部骚乱哗变。加上崇祯帝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春明梦余录》记述：“崇祯二年十一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住提督九门及皇城门，以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崇祯帝說：“朕禦極之初，攝還內鎮，舉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圖，因協民艱，廉通者又遷疏無通。己已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驚，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清修明史说崇祯帝中后金反间计，自毁长城，冤杀袁崇焕；世傳皇太極施反間計，捕捉兩名明宮太監，然後故意讓兩人以為聽見滿清將軍之間的耳語，謂袁崇煥與滿人有密約，皇太極再放其中一名太監回京。崇祯帝中計，以為袁崇煥謀反。這種講法終明之世並無所本，僅流行於乾隆之後。一些學者傾向於相信崇祯帝殺袁崇煥，並非是皇太極的反間計得逞。由於袁崇煥是囚禁半年後才被處死的，不大可能是因一時激憤誤殺。事實上，崇祯帝生性多疑，所以僅擅殺毛文龍一事，便足以使崇祯帝心存忌憚。再者毛文龍舊部大都誤認為是皇帝要殺毛文龍，於是把怨恨轉移到皇帝身上，大舉譁變，造成日後一連串悲劇事件的發生，終於致使前線態勢一發不可收拾。袁崇煥不能不為此負責。 隨著局勢的日益嚴峻，崇祯帝的濫殺也日趨嚴重，總想以重典治世[註 1]，總督中被誅者七人[註 2]，巡撫被戮者十一人[註 3]，連擁有崇高地位的內閣首辅也不能幸免，被殺二人[註 4]，而其他各級文官武將更是多不勝數，不能詳列。崇祯帝亦知不能兩面作戰，私底下同意議和，但被明朝士大夫鑒於南宋的教訓，皆以為與滿人和談為恥。因此崇祯帝對於和議之事，始終左右為難，他暗中同意杨嗣昌的议和主张，但一旁的盧象昇立即告訴皇帝說：「陛下命臣督师，臣只知战斗而已！」，崇祯帝只能辯称根本就没有议和之事[129]，盧象昇最後戰死沙場。明朝末年就在和戰兩難之間，走入滅亡之途[130]。 崇禎十五年（1642年），松山、锦州失守，洪承畴降清，崇祯又想和满清议和而和兵部尚書陳新甲暗中商議計劃，後來陳新甲因失陷城寨之事被崇祯處死[131]，與清兵最後議和的機會也破滅了。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崇祯帝召見閣臣時悲嘆道：“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在陳演、光時亨等反对和不情願負責之下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註 5][註 6]。事後崇禎帝指責光時亨：“阻朕南遷，本應處斬，姑饒這遭。”[132]後來，崇禎再次跟李明睿和左都御李邦華復議南遷的計劃，並要大學士陳演擔當責任，陳演不情願，於是在不久後被罷職[133]。第二次南遷計劃失敗後，崇禎讓駙馬鞏永固代口要求重臣守京師，並以“聖駕南巡，征兵親討」為由出京，諸臣唯恐自己因皇帝不在京城而變成農民军發泄怒火的替死鬼[134]，故依然不讓崇禎離京[135]。 至此，流寇叛變已经十多年，从北京向南，南京向北，纵横数千里之间，白骨满地，人烟断绝，行人稀少。崇祯帝召保定巡抚徐标入京觐见，徐标说：“臣从江淮而来，数千里地内荡然一空，即使有城池的地方，也仅存四周围墙，一眼望去都是杂草丛生，听不见鸡鸣狗叫。看不见一个耕田种地之人，像这样陛下将怎么治理天下呢？”崇祯帝听后，潸然泪下，叹息不止。于是，为了祭祀阵亡将士、罹难难民和殉國的各亲王，崇祯帝便在宫中大作功德法會来祈求天下太平，并下诏罪己，催促督师孙传庭赶快围剿农民军[136]。 窮途末路崇禎十六年正月，李自成部克襄陽、荊州、德安、承天等府，張獻忠部陷蘄州，明將左良玉逃至安徽池州。八月，崇禎帝催促孫傳庭出戰，最終被李自成大敗收場，損失大量兵器輜重。十月，李自成攻克潼關，隨後攻佔關中重鎮西安，巡撫馮師孔殉國，總兵白廣恩、陳永福等先後投降。隨後，李自成乘勝西進攻克甘肅、寧夏、榆林諸鎮，所至風靡，殺總兵尤世威，甘肅巡撫林日端等殉國，自此李自成盡有陜西之地。[137] 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建國號「大順」，改元永昌，崇禎帝得知後大驚，令大學士李建泰督師抗敵[138]。二月初八日，李自成領兵渡河東進，攻陷山西重鎮太原，山西巡撫蔡懋德死之[139]。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一日，大同失陷，大同巡撫衛景瑗與總兵朱三樂等殉國，北京危急[140]。初四日，崇禎任吳三桂為平西伯，飛檄三桂入衛京師，起用吳襄提督京營。六日，李自成陷宣府，太監杜勳投降，宣府巡撫朱之馮殉國[141]。十三日，居庸關失守，總兵唐通、司禮太監杜之秩等迎降[142]。十五日，大學士李建泰在真定投降，李自成部開始包圍北京。三月十六日，昌平失守。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軍圍攻北京城，崇禎帝把防務全數委任太監負責，他人不得過問[143]。三月十八日，李自成軍以飛梯攻西直、平則、德勝諸門，守軍或逃、或降。下午，曹化淳開彰儀門[144]（一說十八日，賊攻廣寧門急，群回倡亂開門，外城遂陷。次日，賊自東直門角樓緣城而上，大城遂陷。[145]一說是十九日王相堯開宣武門，另張縉彥守正陽門，朱純臣守朝陽門，一時俱開，二臣迎門拜賊，賊登城，殺兵部侍郎王家彥於城樓，刑部侍郎孟兆祥死於城門下[146]），李自成軍攻入北京。太監王廉急告皇帝，崇祯帝在宫中饮酒长叹：“苦我民尔！”太監張殷勸皇帝投降，被一劍刺死。崇祯帝命人分送太子、永王、定王到勳戚周奎、田弘遇家。又逼周后自杀，手刃袁妃（未死）、長平公主（未死）、昭仁公主。[147][148][149] 自缢殉國 三月十九日拂曉，大火四起，城外已经是火光映天。此時天色将明，崇祯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崇祯帝說：“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最後在景山老歪脖子树上自缢身亡，死时光着左脚，右脚穿着一只红鞋。死於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丑時，时年33岁。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上吊死前于蓝色袍服上大书其遺詔：
而據親歷甲申之變，長期任職侍奉大內的楊士聰在《甲申核真略》則有不同記載：
三月二十一日，崇禎帝屍體被發現，大順軍將崇祯帝與周皇后的梓宮移出東華門外，後來移至佛庵中命僧人誦經，諸人不得入[150]。四月初三日，葬崇禎帝后於原來田貴妃的園寢墳中，後來又允許投降的諸臣前往送葬，惟當時諸臣送葬者人數不多，“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餘皆睥睨過之”，只有主事劉養貞極其悲痛[123][151]。 崇祯帝死後，自杀官員有户部尚书倪元璐、工部尚书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协理京营兵部右侍郎王家彦、大理寺卿凌义渠、太常寺卿吳麟徵、左中允刘理顺、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前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武庫主事成德、兵部主事金鉉、左諭德马世奇、檢討汪偉、右庶子周鳳翔、太僕寺丞申佳胤、吏部員外郎許直、戶部員外郎寧承烈、光禄寺署丞于腾雲、副兵馬使姚成、中書舍人宋天顯，滕之所、阮文貴、監察御史王章、陳良謨、陳纯德、經歷張應選，順天府知事陈貞達等、外戚如驸马都尉巩永固、新樂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錦衣衛都指揮使王國興自殺，太监自杀者以百计，战死在千人以上。宫女自杀者三百余人。绅生生员等七百多家举家自杀[152]。四月四日，昌平州吏趙一桂等人將崇禎與皇后葬入昌平縣田貴妃的墓穴之中，清朝以“帝禮改葬，令臣民為服喪三日，諡曰莊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廟諡號及陵寢 順治元年五月初六日，攝政多爾袞以李明睿為禮部侍郎，負責大行皇帝的諡號祭葬事宜，李擬上先帝諡號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端皇帝，廟號懷宗[153][154]，并建議改葬梓宮。後因崇祯帝梓宮已入葬恭淑端惠靜懷皇貴妃的園寢，便不再遷葬，改田貴妃園寢為思陵。[155][156] 順治十六年十一月，以“興朝諡前代之君，禮不稱宗”為由，去懷宗廟號，改諡莊烈愍皇帝[157][153][154]，因而清代史書多簡稱為莊烈帝或明愍帝。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順天府部雜錄十一》、《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三十七》、《讀禮通考·卷九十三》三書均引《肅松錄》和《北游紀方》，稱思陵神牌題為“大明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愍皇帝”，又引《北游紀方》稱思陵神主題為“大明懷宗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端皇帝”，又引《肅松錄》稱思陵立有“莊烈愍皇帝之陵”的石碑。《明詩綜·卷一》則稱神牌是由順治初年定的“一十六字”加上改書的“莊烈愍皇帝”組合而成。神主甚至又改“愍”字為“端”，並仍題廟號“懷宗”二字，可見康熙年間的思陵神牌和神主是由順治年間兩次加諡崇禎帝的廟諡號混雜而成。《崇禎長編·卷一》作“果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愍皇帝”，當是清廷所給諡號在傳抄中產生了訛誤。 南明安宗之大臣張慎言初議崇禎帝之廟諡號為“烈宗敏皇帝”，高弘图拟庙号“思宗”，顧錫疇議廟號“乾宗”[158]。赵之龙上疏弹劾高弘图议庙号之失，称“思为下谥”。顧錫疇又拟庙号正宗，但未被採用。最終在崇禎十七年六月定先帝谥號為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 弘光元年李清上疏请改思宗庙号，多次上疏皆被駁回。管紹寧擬“敬宗”和“毅宗”兩號備選[159]，同時又有人上疏請求改為“烈宗正皇帝”[146]。弘光元年二月丙子改上廟號毅宗[160]，谥号未改。唐王监国，改思宗為威宗[161]。 人事任命宰輔
將領宦官
人物評價
崇祯皇帝和其他朝代的亡國之君不同，是一個被普遍同情的皇帝，崇祯通过勤政，力圖挽救明朝祖輩皇帝的過失。崇禎帝即位的时候，正值國家內憂外患之際，內有黃土高原上百萬農民造反，外有滿洲鐵騎虎視耽耽，崇禎元年（1628年）陕西镇的兵饷积欠到30多月[178]，次年二月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皆告缺饷达36月之久[179]，加上崇禎帝個人才幹不高，在內外交困之下最終無力回天，明朝灭亡。 推翻明朝的李自成《登極詔》也說“君非甚闇，孤立而煬灶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崇禎帝的性格相當複雜，在去除太监魏忠賢時，表現得極為機智，但在處理袁崇煥将军一事，卻又表現得相當愚蠢，《明史》說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180]
家庭
后妃
兄弟子女子
女
轶事典故崇祯帝自經之后，在其身上的遗言旁边又有一行书曰：“文武百官全都到东宫行在去。”原来崇祯帝以为内阁诸臣已经看到了他所写的朱书，却不知道实际上内传将朱书送入内阁时，大臣们早已四散逃命了，内侍放在桌子上便走了，因而文武群臣并没有一个人知道此朱书。当初大内中有一间密室，看管的十分严密，相传其中有诚意伯劉伯溫所藏的秘记在内，说没有重大变故不能随意开启。到此时，事情紧迫，众人开启来看，看到是一副绘图三轴，最末一轴图像酷似崇祯帝模样，身穿白背心，光着左脚，披头散发悬在空中，与上吊后的崇祯帝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195]。 明代冯梦龙撰《燕都日记》记载，李自成攻陷北京前夕，大廈將傾之際，崇祯帝念及魏忠贤昔日的事功，在太监曹化淳建议下，收葬魏忠贤的遗骸于香山碧云寺（后于康熙四十年，即1701年被捣毁）[196]。但根據「日侍先皇(崇禎帝)左右」的錦衣衞指揮僉事王世德著作《崇禎遺錄》考證，他指出「野史有上(崇禎帝)命收魏忠賢骸骨一事，荒謬不足致辨。」[197]。時任左諭德的楊士聰也對此說予以反駁，他指出當時曹化淳早就閒住不在京城，崇禎皇帝又如何接受曹化淳面奏? 楊士聰稱這偽說是「一二逢迎時局者」所為[198]。而且根據明朝宦官劉若愚的《酌中志—卷九正监蒙难纪略》，當中記載曹化淳正是被魏忠賢逼害的王安舊屬，因此魏忠賢得勢時間曹化淳也深受逼害，故而曹化淳為魏忠賢說情的可能性較低。 信仰明朝文化三教合一，天子大都篤信佛教和道教，也力圖做儒家的弟子。崇禎年間，受徐光啟和湯若望的影響，皇帝對羅馬天主教有所了解。滿人屢次犯邊，流寇兵事又不寧靜。有人趁機勸說皇帝撤去宮內神像與佛像，改信耶穌。皇帝急于圖治，聞言有所動。後幾年，覺其言非是，又復崇儒（見1939年中華民國論文《崇禎帝之撤像及信仰》）。 文字作品小說漫畫影視形象电视剧
电影
注释
参考文献引用
来源
外部連結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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