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

澎湖的臺廈郊會館（澎湖水仙宮）。

府城三郊所建的臺南水仙宮。

郊（臺灣話：Kau），或作郊商、行郊^[1]，另有頂手、九八行^{[註 1]}等稱呼，為台灣清治時期遍布於台灣各地的商業公會組織，組織成員多為船商或聚居港口的商號。^[3][4]:72-73 在清代中葉行郊面臨臺灣河口淤積、咸豐朝後因西方勢力開辦洋行等問題^[5]，發展往下，1937年後因中日戰爭爆發、1949年後又因台灣海峽兩岸呈現長期對峙的影響^[6]，行郊的商業功能漸趨萎靡，已至消亡。^[2]

現行郊組織多轉為祭祀水仙尊王、天上聖母或關聖帝君的宗教團體而存續迄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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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郊」源自於中國古代的「行會制度」：其原型可追溯魏晉南北朝之際，形容「工商貨殖之民聚居於都市」的「行」，但「行」此一名詞實際出現於隋代，而在唐、宋之際才發展成熟。元、明之後，「行」這類同業組織已經非常普及，但稱呼並不固定，作「會」或作「幫」時有不同；又若這類同行所興建的建築設施，則又統稱為「公所」或「會館」。^[2]:73-74

康熙廿三年（1684年），台南沿海、澎湖被納入大清帝國版圖之後，隨著福建、廣東移民陸續湧入，因應兩岸貿易風氣盛行^[3]:70-72，也將原鄉「同業公會」的制度帶入台灣。^[7]:130台灣的商人為避免惡性競爭、保障自身利益使然，大多採聯合同一地區的商人組成幫會，而此幫會則被稱為「郊商」或「郊行」。^{[1][8][2]:72-78}

台灣最早有「行郊」二字的文字記錄出現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所立的「水仙宮清界碑記」（台南水仙宮）；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9]，官方正式開放台灣府彰化鹿港與泉州府蚶江為對渡口之後，「行郊」便開始大肆林立發展。不過，「行郊」此一名詞僅見於福建閩南地區，由於郊商組成多為航運商人，便特別盛行於仰賴航海貿易的台灣。^[2]:72-78

據考「郊」字淵源來自於明朝，朱瞻基在宣德四年（1429年）起間開辦「稅關」；後繼的清朝政府延續此一在海關設卡驗收查稅的制度，原本係指「交關」之意，而「交關」的「交」在臺语之中兼具「做生意」的意思，故往後在台灣往返商的船之間，漸漸乃有以音近的「郊」代替「交關」之用法。^[2]:72-78

「行郊」為各類同業商會的統稱，在台灣日治時期多轉稱為「商會」，探究「行郊」其商業團體之組成，有其劃分如下表：^[2]:83-85

「行郊」組織由「郊員」運作，郊員又分成「爐主」與「爐丁」。凡成為郊員一份子之前，需繳交「插爐銀」（入會費），另外需在登記簿上須註明其詳細居所、店號以及負擔金額，便可成為該行郊的爐丁（又作爐腳、爐下）；而主掌行郊所有事務者即為「爐主」。爐丁若要退出行郊，必須先行通報爐主、若爐丁觸犯郊規，爐主對爐丁亦有處分的權力。爐主除行郊業務外，因商業活動高度仰賴航海平安，特別看重海神信仰，故每年度皆必須操辦祭典大會，以祈求風調雨順，而行郊普遍會挑選農曆三月廿三日媽祖聖誕日，抑或是農曆五月初五的水仙尊王聖誕日舉辦祭典大會；大會聚餐之日爐主有義務向爐丁報告該年度的收支以及行郊的狀況，且爐丁可針對爐主報告時提出意見或質疑。^[2]:85-86

行郊為一商業組織，乃由各方籌措經費方可運作。因應清代地方政府效能不彰，亦常有賴郊商成員出面主持社會公益、約束鄉民，甚至出資籌組民團、保衛鄉里（林爽文事件、蔡牽事件等皆有郊商出資參戰的身影^[10]），故行郊經費上的運作對單一聚落的影響性可謂舉足輕重。^{[11][12][4]:72-73}

「郊」泛指一統稱、集合名詞，例如「泉郊」此一名詞，可見於鹿港、亦可見於笨港或台南，郊下有其「商號」，商號才是商人實際經營的公會行號；在雲林北港「泉郊」的商號稱作「金石順^[2]:98」、在台北艋舺的「泉郊」作「金晉順^[2]:105」、在彰化鹿港的「泉郊」又作「金長順」，旗下曾有多達兩百間店家。^[4]此外，商號由於經營據點時常跨足不同縣廳，即便是同一商號，在不同地方也會被冠上不同的郊名，以商號「金長順」為例，在鹿港被歸屬為「泉郊」，但在澎湖卻被歸類成「廈郊」。^[2]:100、96

在清廷尚未開放台灣開港通商前，全台灣各地皆有不少知名的郊商組織，其中以「府城三郊」、「鹿港八郊」和「淡水三郊」較為知名。郊商之間亦會因利益糾紛、省籍不同，導致武裝衝突，其中以咸豐三年（1853年）「頂下郊拚」最具代表性。^[4]:72-73

行郊儘管為清領時期甚為流行的商業組織，但終究因不敵環境和社會變遷而走向衰落，造成行郊衰敗原因，茲列如下：^[2]:132-144

1. 社會動盪：台灣為移墾社會，官府與班兵素質參差不齊，械鬥、民變頻繁^[13][14]，每逢民眾作亂，不僅市街遭到戰火波及，財產受損，也會造成郊商經濟上的損失。
2. 郊規效力不足：郊員雖受制於郊規，但官府鮮少干涉行郊業務，對觸犯郊規者缺乏第三方裁量和執行單位，導致郊規無法有效約束郊員，形同具文，但若有觸犯者，依舊連帶破壞行郊的商譽。
3. 航運風險：航運的獲利雖大，但沿途面臨氣候、海象、礁石等不確定變數也高。又一旦發生船難，船隻的損失也十分慘重。^{[註 2]}
4. 胥吏索求：商船進出港口，常要面臨胥吏索賄的陋規，此一陋規稱之為「規禮」，而規禮之金額多寡，甚至公開授受，成為定例，長此以往，並不利商業發展。
5. 港口堵塞：諸如鹿港、笨港、八里坌、安平都曾面臨河流淤塞的問題，導致原本發達的通商口，變成無法從事大型航運的廢港。
6. 洋行設立：咸豐八年（1858年）間，清廷簽署〈天津條約〉後，陸續開放台灣各處的港口^[5]，便於各處開立洋行與郊商競爭，洋行在挾有輪船載貨量以及政治上的優勢，郊商仍採用的戎克船受限於氣候和動力限制^[3]:94-96，難以與外商爭搶生意。

台灣日治時期前期，日本政府仍透過台灣當地的行郊管道與福建廈門等地通商，直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日本政府限制與中國沿海岸口的貿易行為，連帶影響行郊出口貿易量緊縮。而1949年後，台海兩岸更呈現軍事上長期的對峙，更導致日後的衰落、甚至解散。^[6]不過，由於行郊組織的辦公會館常合併用於寺廟，少數行郊如澎湖的臺廈郊會館和台南的水仙宮等，尚有保存原行郊組織的祭祀功能迄今。 ^[15][16]

• 總理 (臺灣)
• 洋行
• 墾號
• 臺南水仙宮
• 臺廈郊會館（即今澎湖水仙宮）

• 林玉茹，《向海立生：清代臺灣的港口、人群與社會》，台北市：聯經出版，2023年3月23日。ISBN 9789570864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