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盟会
中國同盟會,簡稱同盟會,又稱中國革命同盟會,是清朝末年由興中会、華興會等多個團體集合而成的革命組織,1905年成立於日本東京。其組織遍布中國與世界各地的華人社區,發動多次尝试推翻清朝的起義,包括成功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政體的辛亥革命。 同盟會主要由孫中山、宋教仁、黄興、黄元秀、蔡元培等人領導,由於其成員包羅之眾,自1906年以後就不斷發生內爭,包括個人的衝突、理論的不同與革命方略的歧見,特別是由於一連串武裝起義的失敗,更增加了內爭的激烈性。辛亥革命成功後,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後遭袁世凱下令解散。部分成員另行成立中華革命黨,1919年改組為中國國民黨至今。[3] 歷史成立在日本人內田良平牽線下,結合孫的興中會、黃興與宋教仁等人的華興會、上海蔡元培、章炳麟與吳敬恆等人的愛國學社、張繼的青年會等組織[4],1905年7月,在東京召開第一次成立大會。8月20日,再開第二次大會于日本國會議員阪本金彌之宅邸,在場300人決議通過組織章程[5][6]。大会讨论组织命名,有人主张“对满同盟会”,孙指革命宗旨不仅对满,拟作“中国革命同盟会”,终以组织秘密,称“中国同盟会”。[7]:476民元后任美洲中国同盟会会长的伍平一回忆说:“岁乙巳,大会欧美日本之留学生于东京,内地各省之哥老会、三合会、剑仔会、大刀会、均派代表与焉,而同盟会乃成。孙先生以兴中会首领,推为同盟会本部总理。”[8] 會上,孫被推舉為總理[9]:367。黃興為執行部庶務,地位形同副總理[10]:146。孫在会上宣布中華民國之名稱,吩咐黨員返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11]:498。除制定了《軍政府宣言》、《中國同盟會總章》和《革命方略》等文件,中國同盟會以華興會機關刊物《二十世紀之支那》改組成為《民報》[10]:146。 方针同盟會誓詞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次年發表「軍政府宣言」,并將此誓詞列為革命建國之「四綱」[12]:366。同盟會宣言開宗明義,呼籲需要一場「國民革命」,由「一國之人」著手進行,且應分兩階段展開:第一階段是驅逐滿人,第二階段是恢復中國主權;滿人乃關外之東夷,他們征服中國、奴役漢人,讓漢人「為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斯」,唯有驅逐滿人,才有可能「光復中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10]:172。同盟會創立時發表之宣言,是革命意識形態即三民主義之雛形,爾後又藉黃興、章炳麟之助,孫在1906年秋天進一步修訂,即所謂《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10]:167。宣言主要方針是在《民報》上發展出來,文章由不同作者執筆,觀點具個人色彩,有時還彼此矛盾,確實構成三民主義教義主體,一般認為表達孫之政治思想[10]:167。中國同盟會與孫中山設想的一个中華民國的政府組織一致:在總理下設行政部、立法部和司法部,這實際上是三權分立的原則。 发展1905年11月26日,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在東京創刊,發刊詞高舉民族、民權和民生主義[9]:367。《民報》在章炳麟、陶成章等主編下,由胡漢民、汪精衛等執筆,與主張保皇、由康有為、梁啟超執筆的《新民叢報》展开激烈論戰,成為革命思想的重要陣地。1908年10月10日,出版第二十四期後遭日本當局下令封禁[10]:169。 1906年夏,归国的出洋五大臣之一端方递呈奏折,交待海外见闻:“以奴才使事所及,明访暗查,见夫无知青年,惑其邪说,什而七八。逆贼孙文演说,环听辄以数千,革命党报发行,购阅数逾数万。……近访闻逆党方结一秘密会,遍布支部于各省,到处游说运动,且刊印鼓吹革命之小册子,或用歌谣,或用白话,沿门赠送,不计其数。入会之人,日以百计,踪迹诡秘,防不胜防。”[13]9月1日,清廷宣布预备立宪。 1906年12月,梁启超致康有为的信中说:“革党現在東京占极大之勢力,万余學生從之者過半。前此預備立憲詔下,其机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無實,其勢益張,近且舉國若狂矣。東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間,而蔓延于內地,真腹心之大患,万不能輕視者也。近頃江西、湖南、山東、直隸到處亂机蜂起,皆彼党所為。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与革党死戰,乃是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14] 起義中國同盟會曾在中國多處組織起義,試圖推翻清政府。自1906年起,同盟會聯合地方會黨,先後發動了如下多次起義:
分裂有学者认为,同盟會是一個鬆散的聯盟,其中某些革命團體多年後變得公開與孫為敵[10]:167。 1907年陶成章、章太炎等指控孫中山接受日本政府5000元的离境费及日本商人鈴木久五郎的獻金10000元,仅留下2000元作为《民報》經費。1908年,因陶、章主办的《民报》大谈国学和佛学,鼓吹革命的文章渐少,以至销量日减。陶成章要求孙为《民报》拨款3000元印刷费,并在南洋发行《民报》股票。孙因5月河口起义失败后被解送到新加坡的六百多名战士需安置费,只将自己的手表、衣物交给陶成章变卖。陶成章不满,遂改换名义,请孙为筹建中的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协会募资5万元,孙“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回绝。1909年1月,陶成章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名义在南洋筹款,华侨却很少认捐,使陶怀疑孙暗中捣鬼。9月,陶成章糾集数人在新加坡《南洋總匯新報》發表《同盟會七省意見書》,指責孫「謊騙營私」,在滙豐銀行有巨額存款,有「殘賊同志」、 「蒙蔽同志」、「敗壞全體名譽」三大「罪狀」,要求「開除孫文總理之名,發表罪狀,遍告海內外」,但黄兴、吴敬恒等多数党人堅決反對。由于雙方僵持不下,陶成章、章太炎等人退出同盟会、重组光復會,孫中山與汪精衛、胡漢民等在南洋另組總部。[15] 辛亥革命及其後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次日成立武昌军政府,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并相继成立军政府。各军政府基本按照同盟会《革命方略》行事,如武昌军政府成立后,即以同盟会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宣示中外,其《电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照会各国领事》基本照抄《革命方略》中的《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和《对外宣言》。[17]同盟会员居正为武昌军政府制定都督府组织条例,为免大家怀疑,号称是“同盟会本部所拟”,所以开会讨论时,到会数百人毫无异议,当场获全体通过,次日即公布施行。“其后各省先后光复,各建都督府,略依鄂军政条例,直至大一统政府成立于南京”。[18]日本作家池亨吉评论:“此次武昌的变乱,虽属突然,但其活动完全遵照革命方略,其行动计划亦步步按孙文之意而动。”[19]:59-60 1911年11月,上海光復後,同盟會本部由日本東京遷至上海;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再遷南京。 1912年6月,袁世凯为扶持黎元洪清除湖北的革命派,电邀蒋翊武去北京当临时大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临行前,在蒋翊武的倡导下,文学社社员一致同意加入同盟会。[20] 1912年8月7日,在宋教仁的組織指導下,同盟會、统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在北京聯合成立國民黨,孫中山為理事長、宋教仁為代理事長。而章炳麟等人則與黎元洪组建共和黨。 评价学者金冲及认为,同盟会集中在华南起义,非因为拘泥于地域成见,而是经过领导层慎重考虑的。粤、桂、滇地处边境,毗邻的东南亚华侨多支持革命,便于革命军的撤退和接济。广西王和顺等曾在南宁起义,1905年被迫退入越南,但实力得以存续,1907年又在防城起义。而华中萍浏醴起义遭镇压后,江苏、湖北、湖南的机关发展缓慢。同盟会领导层的失误在于,对湖北新军的革命性估计不足,仅将其作为一支响应之师。但另一方面,革命党在湖北新军快速发展乃1911年春天以后,是黄花岗起义失败催使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产生的。从同盟会成立到1910年初,集中在华南起义可以说是正确的,必须结合历史来看待。[21] 学者陈锡祺指出,华兴会的人数在兴中会之上,有人认为华兴会在同盟会中起了主导作用。但事实并非如此。兴中会在世界各地都有宣传及联络机构,如在香港有《中国日报》,檀香山有《檀山新报》,旧金山有《大同日报》,南洋有《图南日报》,在欧洲则有比、德、法等留学生革命团体。当华兴会成员在讨论华兴会和兴中会联合的问题时,所讨论的都是“入孙逸仙会”或“不入孙会”,而非相反。湖北籍学生、华兴会人数在东京留学生中占优,但其活动能力和影响力比不上兴中会。孙中山作为革命者的名声已响彻中外,所以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即被选为总理,同盟会的纲领则一字不改地沿用兴中会的十六字宗旨。[22] 組織入會儀式入會人手寫盟書並舉手宣誓:“聯盟人某省某府某縣人某某某,當天發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眾處罰,天運乙巳年七月某日,中國同盟會會員某某某。”之後,由孫文帶入一小室,秘密傳授暗號:“問何處人,答為漢人。問何物,答為中國物。問何事,答為天下事。”禮畢,孫中山祝賀道:“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23] 成立後同盟會主盟人(東京) 1906年後1906年5月6日中國同盟會訂立的《中國同盟會總章》第十六條規定[24]
根據上述規定,中國同盟會於中國同盟會本部之下應成立如下組織:
此後中國同盟會還成立過以下較大的分支機構:
辛亥革命後,同盟會東京本部委派傅夢豪、蔣洗凡,乘船抵達上海,聯絡各界促成國民黨會的成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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